近日，在“移动支付领跑中国新经济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在向新京报记者介绍其两会提案时表示，政府应支持企业进行具有社会价值的有益创新，鼓励中国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支付行业标准，增强“中国标准”的话语权。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被首次提及，成为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名片。事实上，“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已经成为去年5月由“一带一路”沿线的20国青年评选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
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近年来发展迅速。从市场规模来看，我国移动支付规模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金额约100万亿元，未来预计将维持高速增长态势。全球知名调研公司益普索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支付渗透率高达77%，遥遥领先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同时，移动支付又带动和支撑了新兴经济创造的多个业态，比如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市政缴费、大出行等，很多新兴经济模式已经离不开移动支付。
支付推广“中国标准”助力“弯道超车”
中国刚加入WTO时，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的记忆中，大家把外资银行的进入称为“狼来了”。“但现在看外资银行在我们国家占的份额也并不太大，对我国金融业并没有发挥鲶鱼效应。恰恰就是这波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的出现，提升了整个中国金融业的服务能力，甚至推动了中国金融业有可能站上世界巅峰，有可能真正实现‘弯道超车’”，郭田勇表示。
已连续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贺强，认为保持并增强中国移动支付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不仅应该鼓励中国的移动支付产业在国内迅猛发展，国际领域也到了谋求建立“中国标准”、谋求国际话语权的阶段。
他建议：第一，将移动支付作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国策的核心战略，继续为移动支付创新提供赋能的政策环境。政府应支持企业开展具有社会价值的有益创新，如试点生物识别应用于偏远农村地区的远程开户等。支持国内发展同时，也为“走出去”完善配套政策，使之更好服务跨境电商、跨境旅游等产业。
第二，支持将移动支付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鼓励中国企业与当地机构合作。中国移动支付具备领先优势，又恰逢周边国家迫切需要移动支付建设，政府应从政府间合作、外汇管理、信贷政策等方面鼓励中国企业与当地机构合作，造福沿线居民。
第三，鼓励中国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支付行业标准，增强“中国标准”的话语权。政府应鼓励中国支付企业全球推广“中国标准”，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避免“西方标准”阻碍中国移动支付“走出去”。
第四，加速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不同移动支付标准融合，建立区域级移动支付互联互通的世界标杆。
在去年11月16日“第六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曾强调，要充分认识支付产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他提出，参与国际市场支付产业竞争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经营历练，也是更大范围内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要鼓励越来越多的国内支付产业特别是非银行支付机构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
移动支付是软性基础设施
从产业格局来看，商业银行（如工行）、支付机构（如支付宝、微信支付）、清算组织（如银联）均在大力推广各自的移动支付业务，包括采用扫码、NFC（近场通讯技术）等不同模式，从而呈现出参与主体多元化、产品形态多样化、市场良性竞争等特点。
从应用场景来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移动支付不但应用于线上，且全面向线下渗透，基本覆盖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可以做到不用带钱包出门，日常消费基本不需要使用现金或银行卡。
但中国移动支付业者并非安枕无忧，特别是走出国门之后。贺强坦言，中国移动支付产业面临国际标准制定上的话语权缺乏的问题。
他说，长期以来国际上支付标准是由维萨、万事达卡等西方银行卡组织起来的一个联盟制定的，全球银行和商户必须遵守这个西方的标准。
“我们现在跟人家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格局。中西两种标准的技术金融难度都很高，一旦西方联盟标准成为了国际主流，将会使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可能处于劣势地位，这是我们有关部门应该高度重视的现象。如果他们成为主流就形成了巨大的壁垒，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将处于劣势，这也将会制约中国移动支付在国际上的发展，领先地位就没了。”贺强表示。
“你可以想象，如果全世界60亿人，有一半人都使用中国的移动支付，那会是一种什么力量，它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则从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的视角延伸了话题的讨论。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甚至成为关键性的储备货币，像美元那样，必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支付体系向海外向全球的延伸。“我们可以看到美元作为全球的主要货币有很多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支付体系是美国人主导的，万事达、维萨、美国运通，全都是美国的。所以要推动中国经济金融走出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也成为主要货币之一。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就应该将移动支付的标准向海外推广。”
殷剑峰表示，“现在我们推‘一带一路’，主要靠的是基础设施，像高铁这种基础设施，英文叫做硬件基础设施，我们支付体系也要推，它是软性的基础设施，它构成了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非金融企业国际化的一个基础。”
业内人士建议，监管应为创新留空间
“我们希望金融监管部门在下一步监管的政策中间继续采取包容并实施适当宽松的监管政策，来支持移动支付领域的规范发展、有序发展”。全国政协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委员梅兴保表示。
对此，贺强结合当前互联网行业的金融风险与监管提出自己的看法：监管宜分类实施、区别对待。
他认为，“近些年由于假P2P、假现金贷等等企业引发了一系列风险案件，为此我们管理层加强了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这个监管确实还是前所未有的，相当严厉的。那么在加强监管的过程中确实有效地降低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每种业务它的风险特点是完全不同的，具体说有的风险很小、有的风险很大，但是如果采取一刀切、无差别的监管，把总体的风险是降低了，但也制约我国移动支付的创新和发展。”
贺强说，“我们不能因为防范金融风险而限制了移动支付的创新发展，防风险不是目的，促进它的健康发展这才是目的。”
央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伍旭川曾对记者讲过一件趣事，他陪美国学者到四川一个比较偏远的小城市，对方相当吃惊于路边小吃店的店主都可以用扫码方式收账。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如何让中国移动支付，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需要政府、企业与有关方面共同推动。